有哪些种类的玻璃瓶罐呢

……福鼎市人民政府认为鼎政办(2001)14号文件是行政指导性文件，没有强制性，不是具体行政行为，不是行政诉讼可诉对象的理由，不能成立。

【关键词】政治宪法论。但无论怎样，它们的法律程序和政治程序都运作良好，它们的法律宪法论和政治宪法论所针对的问题都真实存在，司法独立和民主选举都有保障，只不过是孰多孰少的问题。

共和理论中的非支配原则决定了人民只受自己的统治。有学者为了细致区分，把这三位统称为社会一政治宪法论者。传统宪法学的研究立场和方法遗漏和遮蔽了地道的中国问题，正是这些问题为宪法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本土素材，也可以从中开辟出大量新的研究领域。他说：发生的每件事情都合乎宪法，通常强调的是不受（可通过司法程序执行的）法律限制，而非不受任何政治限制，并不是主张政治行为者享有毫无限制的权力。[71]夏勇：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第4～17页。

因为照法律宪法论者看来，对政治过程不施加任何法律限制，没有权利法案来约束日常政治，不啻没有宪法。这一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格里菲斯的开创性研究，主要在于批驳权利理论。[36]综合比较，第一种较为可取，将受案范围视为立法机关给司法机关开列的负面清单。

为此，可对具体行政行为加以改造，代之以行政争议或公法争议，这样可避开行为或权利的局限性，将其抽象到更加贴近司法审查的程度。[19]何海波：《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60页。二是，司法审查同其他制度之间有复杂关联，司法审查实际效果的发挥须借助其他制度的有效运行。不甚完善且备受争议的现行《行政诉讼法》已经迎来其命运的关键时刻，打造完善的新《行政诉讼法》成为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

确认判决已经被司法实践证明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判决形式，应将其作为法定判决类型。[3]然而，在积极评价的背面，《行政诉讼法》亦受诟病最多。

[38]在此基础上，较为理想的模式是凡法律以下位阶的规范均纳入法院的审查范围，就司法审查而言，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均应列入受案范围。参见余凌云：论行政诉讼法的修改，载《清华法学》2014年第3期。这样既可表明司法审查的首要目的，又能体现诉讼的启动主体及其动机。换言之，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不仅不用移出有关行为，还需要移入相关行为，并且将行使公共权力的非行政机关纳入司法审查的监督对象。

[14]罗豪才、宋功德：《软法亦法：公共治理呼唤软法之治》，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7]恰如邓小平曾强调的：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按照《决定》的要求：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三是司法人员分类管理，体现出法官的特质。

毕竟《立法法》的相关规定预设了上述规范违反宪法和法律的可能性，作为适法裁判的法院自然有至少是形式上的审查权。[21]国家、政府和社会既构成国家治理体系的完整范畴，也是法治体系的作用领域。

《修正案》对此类判决的谨慎扩充恰恰印证了这一点。当多样化的治理机制被制度化和系统化，迈向国家治理体系的国家治理才有保障。

[18]特别是从2006年开始，在中央政策推动下，协调和解成了法院处理行政案件的新机制。然而，对于保守策略，已经试行的交叉管辖、相对集中管辖和提级管辖等，无不表现出初期效果较为明显，但随时间推移试行效应逐渐递减，甚至出现了试行法院指标低于非试行法院的反常情况。有学者尖锐地指出，《行政诉讼法》已经生效二十多年，在有关行政的国家立法中是最为滞后的法律之一。最后提出《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和司法审查制度的完善固然重要，但若让修法起到效果，尚须坚持一体思维，将司法审查作为行政监督和救济的一环，与诸如行政复议、国家赔偿等其它制度一体推进，放在司法体制改革中通盘考虑。[25]喻中：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法治体系，载《法学论坛》2014年第2期。[17]《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2013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第1版。

在授权组织的识别方面，现实中的司法不能的困境时有发生，随着国家行政权的逐渐限缩，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将承担起公共治理之责，成为国家治理的广泛主体。另一方面，司法审查应体现出自己的特点，并在司法体制改革中予以完善和强化。

首先，国家治理体系就是法治体系，是国家治理的法治化。《修正案》对此进行了修正，但沿用了维持判决的表述，这会对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的效果形成不利。

[7]俞可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载《前线》2014年第1期。作为法院的内设机构，行政审判体制具有两大弊病，分别表现为外部地方化和内部行政化。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治理的实质内涵来看，注重多元参与和协商解决的模式早已在政治或公法领域运用，只是他们还没有将之与治理这个时髦的词汇挂钩。在这三个层面上，司法审查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均会产生联系，互为影响。[52]当然，对其适用情形的选定要尽量体现对行政权的尊重和对法治原则的遵循。[45]《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2013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第1版。

其一，从司法权对行政权监督的角度来看，司法审查制度应适应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对行政权的要求。[55]余凌云：论行政诉讼法的修改，载《清华法学》2014年第3期。

对判决类型的修法建议主要集中在删修不当判决类型、完善判决适用情形、新增部分判决类型。[42]胡建淼：《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方向》，载2005年1月27日《法制日报》第7版。

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司法审查的关系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包含了国家治理、国家治理体系以及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三个层面的重要内涵。[40]但学界对此不以为然，大部分认为采用法律上的利益较为妥当，同时由立法对其涵义作出明确。

[25]离开司法的保障，法律的实施将任凭自觉，权力将显露本性，权利亦会受到侵害威胁，法治体系名存实亡，国家治理成为空谈。[49] 现行行政诉讼遵循诉讼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原则。[17]行政协商的提出无疑丰富了行政法理论传统，将对行政立法、行政合同、行政赔偿等产生积极影响，而这必然会对司法审查形成巨大冲击。三是，《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涉及到其他法律的相应规定，对《行政诉讼法》进行修改既要照顾到现行相关法律的规定，亦须在必要时对这些法律进行一并修改，从而做到法制在规范层面的统一。

面对同样的法条，学界给出了至少四种立法模式的解读。其一是最宽的概括式，认为第2条是概括肯定，第12条是列举排除，二者形成了周延的受案范围。

[9]《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2013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第1版。因此，实施中央确立的司法改革举措，基本保持现行审判体制，做好基层行政审判，辅以原告相对自主的管辖选择权和巡回审判制度更为可行。

参见应松年：完善行政诉讼制度——行政诉讼法修改核心问题探讨，载《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在此基础上，《修正案》增加了公告和拘留措施